草书规范的文化现象学考察

发表日期:2014年10月13日  人气:2405  录入:admin

草书规范的文化现象学考察

——以《急就章》和《标准草书》为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极致表现形式,她以快速、动感和自由为特质,尤其注重韵律、节奏和气势,强调心手相应、驾驭自如,故最能彰显自我、表现个性。自古擅草书者,或具狂狷人格,或显豪放气质,或持洒脱心态,或有包容胸怀。即以唐代并称“颠张醉素”的狂草大家张旭、怀素来看,当时名家就颇多赞之,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曾描述张旭草书云:“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杜甫在其《饮中八仙歌》中也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而李白《草书歌行》一诗中,也不惜浓墨重彩,用“墨池飞出北漠鱼,笔锋杀尽山中兔……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之类的高誉表达对怀素书艺的景仰。

相对其它书体而言,草书创作尤难,遑论突破。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个人技法、气质和性情使然,另一方面则是草书形象潦草,不易识别,且草法变化多端,难于熟记运用和交流传播。故草书的传承与创新,殊为不易。相较其它书体来说,古来能在草书创作上独树一帜以至开宗立派的书家,实并不多。

从根本上说,草书产生于社会日用中的快速和便利书写。人们一旦在文化交流中渐渐形成对草书的认知与认同,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做出取舍。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看,草法一经规范,则草书可依此定型,草书的定型,进而形成了汉字字体的演进基础——此中影响最大的方面,即则是汉字的楷化定型。楷体以草书作为文字简化便利之先导,汉字系统中的许多部首便以草书作为基础进行的整合与重构。由于楷体汉字笔画规范、结构严整、简便易识,其后的汉字形象自然以之为基本面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汉字形体的完全统一,相反在古人的日常书写和文化交流中亦多出现因形似或音近之类的文字时,造成了误读和误写(异构),文字异体因而产生;同时,在汉代字形厘定时,草法的不规范(或不统一),亦是形成异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吕思勉甚至先生还举“洛、雒,随、隋”之例认为,异体的形成也有“出私意者”[]有学者大致总结了汉唐间异体的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书体变化而造成,二是由于书写中的字形变化而造成,[]虽显笼统,但大致如此。

在楷书出现之前,无论官方或民间,可以想象人们应都有对草法进行规范和指导的紧迫感。如果我们从书法史或文字学的意义上进行追溯,则在草书盛行的汉代,为便于教育与传播,人们已开始尝试对草法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其中西汉史游所作之蒙童正字课本《急就章》,[]可以视为对草书规范的早期探索。

 

一、“急就奇觚”:作为蒙学正字的《急就章》

《急就章》全书共二千多字,“‘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书凡三十二章。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是书前多三言,后多七言,便于幼童习读,至老不忘。

《急就章》开头几句便交代了宗旨与目的:“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之务之必有喜。”“觚”是古人蒙学习字的木板,“用日约少”意谓费时日不多,也即“急就”,因此“急就”也即速成。[]故章炳麟说:“《急就》之文,泛施日用,尤便于闾里书师,盖取《仓颉》正字,书以草书,于当世之用最切,而后来书家亦爱书之,所以独传也。”[]

因有官方助力,故甫一编就,便推广开来。与史游生活时代前后相距不过百年的居延汉简中,就已经发现了《急就章》的残简,可见当时传播之快与影响之广。文献记载,自汉至晋,“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及至隋唐,“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南宋王应麟曾列举了汉唐一些名家之蒙学《急就章》,云:“崔浩写以百数,刘兰入小学书之,李铉九岁入学,书之月馀即通,李绘六岁亦通此章,是以其学至唐犹传。”[]可见《急就章》在汉唐六七百多年间的风行之势。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将《急就章》与《史籀篇》、《苍颉篇》等小学十家共同著录,云:“《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又云: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干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

 

由上引可知,《急就篇》作为儿童识字习字的教材,“正字”是其主要意图和功用。然《急就章》“其本特多纷歧,大较因汉晋相沿,习用稿草,世罕真书,笔迹疑似,致生乖剌。亦由作者非一,数写而后,声讹谊近,偶相牵混者有之”。[11]史游撰《急就章》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厘正字体。

汉代是隶书大盛的时代,也是书体由隶入草、由隶入楷的变革时期。既然《急就章》是为幼儿蒙学习字之用,则从常识推断,史游所用书体,应是笔画齐整、结构谨严和法度规矩的正书,而非后来意义上章草,更非今草;从现存考古实物看,汉简和汉砖文物中都曾见《急就章》书迹,其书体亦皆为隶书(或带有草写意味的隶体)。由上信息似可推断,南朝王愔所谓的“草书”,亦非张怀瓘所指的章草——张氏认为章草生于史游,但当时因“草创之义”,名谓“草书”。《书断》云:

 

章草者,汉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12]

 

史游“解散隶体粗书之”,其实就意味着《急就章》的原本字体就是以隶书为基本面貌、以快速和粗放的形式进行书写的,因此张怀瓘所指的草书就应是“隶草”(或谓“草隶”)。[13]由于史游书法今不可见,从情理和逻辑上作此推断,亦当符合书法发展史和学童教育的普遍规律。《急就章》用章草,也只是到汉代以后。对此,启功先生分析道:

 

近世西陲出土汉人木简,其中《急就》诸简,皆是隶书。然此数简,固难概当时众本,不得谓汉人写《急就》绝无草书者,但足证汉有隶书之本而已。余妄度之,汉人所传,或有二种,隶书本所以便童蒙之诵习,草书本则兼资以识草体。抑或有人欲集草字于一编,藉《急就》之文,以为贯索,惟亦不出两汉之世。不然后世逐写,何以必作汉时解散隶体之章草,而罕作上下牵连之今草乎? [14]

   

这是一个颇为合理的推论。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今见出土的汉代《急就章》书迹,也许就是源自史游隶草的母本风格。

当然,上古之“书”,并非如后来意义上的“书法”,它是基础教育阶段蒙学求知的课目,为“六艺”之一。如在周代的教育体系中,“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与六仪,是为“小学”。“六艺”者,“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5]孔门儒学以六艺授徒,其后儒家递相沿袭,教课学童,以备入学修业之需。再后“小学”的范围逐渐缩小,主要指六艺之一的“书”。如东汉马融曰:“书,文字也。……书止为六艺之一,而以之教小学者,盖书者,学之所始,教之于始,固其所以成之也。”[16]在《汉书·艺文志》“小学类”中,所收皆为字书,当有所因。《说文·叙》亦云:“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7]可知“书”的意义已经不只限于识读习字的原初范畴,而更看重审美性的书写。其时,能通《仓颉》、《史籀》篇者,可获任兰台令史,兰台令史是中央政府中的文化机构负责人,“掌奏及印工文书”,[18]他们精通字学,博古通今,学识足范世人。

作为蒙童识字课本之一的《急就章》,是一种全国通行的教材,作者史游身为黄门令,日常亲侍皇帝,其编纂行为应当得到上方的批准,甚或直接来自最高层的授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急就章》代表了官方文字的书写标准。故《汉书·艺文志》将之与前代的《史籀篇》、《仓颉篇》和《凡将篇》等小学字书一起归类著录,其实也是在梳理和建构一套汉字蒙学规范的体系雏形,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初拟,也是一种划时代的文化行为,在其后的小学教育中,类似这种标准和规范的教材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儿童蒙学读物,其编写主旨和学术理路,正与这种文化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体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汉代以后,《急就章》以章草书写并配以楷体释文,意味着汉末成型后的楷书,正与章草并用,并将终结汉隶的强势地位,逐渐成为通行书体。汉以后历代书家所书写的《急就章》,基本都以章草为主要面目,以楷体为补充的《急就章》,自然也成为课徒习字的入门教材。

总而言之,无论是用何种草体,史游《急就章》的意义却远远超出蒙童习字本身,而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这种自觉意识,虽不足与秦朝统一小篆媲美,却足以在书法史或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标准草书》的学术渊源与文化取向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在文明社会,识写文字无疑是人们摄取知识和传播文化的首要手段。官方政策的推行与日常生活的交流,亦多藉文字而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除了文字本身字体统一(如秦小篆)这一根本前提,还在于书体应用的普遍接受和共同认知。正如前述早期《急就章》的厘定正字重点在隶草,伴随着书体的演进,《急就章》所用书体从隶草向章草的过渡,也因应着汉代书体剧烈变革的进程,《急就章》在确立书写规范的同时,也启导了其后童蒙习字的规程,如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魏时的《三体石经》、隋唐《干禄字书》以及各体《千字文》、宋元明清以来日用类书中的“字学”或“书画门”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古人识字习书的必读教材。

近代书法教育史上,由于右任先生(1879-1964年)首先倡导、胡公石(1912-1997年)等先生继其统绪的草书标准化运动,对草书从甄选字例、字符归纳、辨异明理以及规律解析等方面,都进行了学术溯源,所选字例,除少数未见于古帖外,绝大多数都来自名家名作,如同集字之书,字有其源。因此,以于右任先生为首对草书进行的标准化整理,对初学草书的人来说,这种活动本身的意义,不啻如黑夜明烛,执之可循堂奥。

于右任在《标准草书》自序中,在简要回顾草书的发展历程,比较章草、今草和狂草三者特征后,追溯了历代学者和书家对规范草书字法的努力,其云:

 

昔汉章帝,魏文帝,诏令草书上事,唐玄宗敕补《草书要领》,宋高宗手书《礼部韵宝》,明神宗特颁《草韵辨体》,此帝王提倡之著者也;传晋王操之书《秘阁草韵》,宋有《草诀百韵歌》,金张天锡集《韵会》,明范叔明集《草诀辨疑》,朱学古集《草圣汇辨》,清梁民宪著《草字纶》,潘廷侯摹《正草字典》,陶南望辑《草韵汇编》,石梁集《草字汇》,汪由敦编《草诀偏旁辨疑》,窦心泉集《和草诀百韵歌》,鹿泉山樵书《千字文辨疑》,李云麟补刻《草书要领》,顾新亚选《草书习字帖》,王世镗辑编《橐诀》,此学者推进之力者也。[19]

 

然而,古今劬力于草书的正字辨体、释疑集要者众多,真正深入民间、为普通民众而非只知识精英广泛使用者,却极少见,个中原因,于氏认为:

 

细绎草书历史,研究者一时比一时加多,提倡者一代比一代积极,既增高其地位,复优遇其作家,更颁布丰伟之官书以资摹习,贡献形联之歌诀以便记诵,运用国家至高之权力,以为表率,汇萃历代草圣之英华,以备参证,凡所谋以推广之者,可谓至矣;而终难深入民间,以宏其用,甚且适得其反者,此何以故?客观之原则不足,系统之组织复疏,斯难以坚天下之信,满天下之望,唯有弃之而已![20]

 

由此可知,“客观之原则不足,系统之组织复疏”正是于右任厘定草法、制订草书标准的初衷。具体而言,“客观之原则不足”,当指自草书产生以来,由于地域之隔与识用之歧,各任其意,各信其手,草法因此日渐混乱;“系统之组织复疏”,则指在王官文化的主流语境下,草书显非大正之体,不宜入置庙堂,官方最初对其新生之势与日用之烈,似乎有着本能的不适,故多有排斥,遑论引导与推广。

作为清末民初承前启后的书家,于右任顺应当时书学的尚碑大势,其书法以碑学为根柢,以篆隶为依托,以草书为面目,风标独树,自成一格;而作为民国政坛元老,于氏除了具备一般知识精英所没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还具有超越普通文化人的话语权力,相对来说,由其才具、身份和地位诸因素所构筑的文化平台,自然成为推广标准草书的重要基础。193212月,于右任在上海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王世镗、杨天骥、周伯敏、李祥麟、胡公石、刘延涛、李生芳、曹明义、刘海天等一批学者受其感召,共同参与标准草书的研究与整理工作。这些人中,既有饱学名士(如王世镗等),又有青年才俊(如胡公石等),欣于所遇,志于艺文,砥砺切磋,互助共进,对草书的学术传承和教育推广,成就斐然。

于右任之推行标准草书,不仅是为彰显书艺,便于日用,更有深切久远的文化关怀:即在关注知识精英们在日常的文化交流中便用的同时,还重点思考普通民众对标准草书的广泛接受与传播。草书笔画最简,书写速度自然最快,若能普遍推行,期可形成对楷、行二体的竞争之势——正如日文创制借用汉字的草书元素,草书若能简化规范,甚至将社会广泛使用的楷、行二体取而代之,也未尝不可。因此,在于氏的标准草书中,就有在汉字草法总结方面所进行的偏旁归类、字符提取、形式简化等大量工夫。他按一定系统的学术原则,大致阐释了标准草书之“标准”云:

 

标准草书,有最重要的四个原则:一易识,二易写,三准确,四美丽。标准草书的选字,通常只取一式,以矫旧日草书因形式众多无法学习之弊。但是草书内所有易识,易写,或准确,或美丽的写法,往往不止一式,遇到这种情形时,当时何决定呢?这就到了标准草书比较繁难的工作了,就是代表符号的整理。也可以说,代表符号是经,四原则是纬,于占人千变万化的乱丝中,为之整理条贯,一经一纬的织成一丝不紊的的标准草书,此谓之标准。[21]

 

在此,于氏明白揭示了“标准”的内涵,即草书符号与建构原则的经纬交织,二者有条不紊,形成体系,通行广布。

尤可注意的是,于氏在推广标准草书时,甚至将标准草书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如他在为“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夏令营”作《标准草书与建国》的演讲时,认为:

 

新国家之建设,尤利赖于进步之文字,以为之推助而速其成功。欧美各强国,科学进步,文字亦简,印刷用楷,书写用草,习之者,皆道其便。吾国文字,书写困难,欲持此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世界,其结果则不遗必变,不变则全部落后,有必然者。就时间论,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时乎时乎,其为圣哲之所宝贵也如此!乃知吾人今日之所当惜而尤当争者,以分寸计之,已为失算!故此后国家民族亿万世之基,皆应由一点一画一忽一秒计起;人与人,国与国之强弱成败,即决于其所获得时间之长短多寡。文字改良,虽仅为节省时间之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之,岂细故哉!这是我十馀年来竭尽心力,提倡标准草书的唯一原因。[22]

 

由此观之,标准草书的推行,已然超越了于氏文化生命的个体,而上升到一种国民精神、国家观念和国际意识。在内外战乱、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于右任通过推行标准草书进而引导民众,苦心孤诣,诚然可鉴。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于右任先生主持、胡公石等先生参与的草书标准化运动,也是一项影响重大的文字简化运动。“标准草书”将草书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和统一,成为古今集草书标准化之大成的里程碑,在书法史和文化史上,其价值也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教育和文化传播,对开启民智、振起民心,有着重要的政治意涵。

 

三、从“急就”到“标准”:草书规范的文化生存

草书之名由,当与“草创”之意相关。东汉许慎虽谓“汉兴有草书”,然若从“草就之书”的意涵考察,草书的产生,实不止于汉。所谓“汉兴有草书”,此“草书”亦当指章草而言。以今见材料来看,至晚战国晚期的草篆已经有了章草和今草的笔意与构势。由于文字日用尤其民间书写时基于便捷实用,草书作为最简捷的文字书写方式便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草书也正酝酿着新变,潜移默化,渐而流传。然而,在没有官方厘定的前提下,草书所呈现的形态却是草法混乱,规矩失范——这从大量出土的秦汉书迹中,便可见得。随着草书风行,交流日增,民间日用的草书逐渐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缘其使用之便捷,社会争议也随之蜂起,官方也愈加意识到草法规范的必要。

而在汉代社会,士人阶层作为一个上达官方、下启民众的知识群体,其身份与使命决定其文化属性中的中介行为,他们对草书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路向,汉代草书乃至隶、行、楷三体的定型,即与士人群体的使用和完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关联。便用和易识,是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和传播的基本要求,书法五体的完备标志着字体演变的终结,而这一切现象与结果,都基于日常交流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发生、发展。

《急就章》作为汉代蒙童识字的课本,其首要特征便是规范化与标准化,从此后的历代章草书法来看,其字形组合与笔法形态大致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急就章》实为早期草书规范化的一种尝试。然自南朝梁周兴嗣编《千字文》后,《急就章》渐被取代,而徒留章草,成为《千字文》的附庸。据《梁书》载,上方命周兴嗣作《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23]《千字文》每四字一句,共二百五十句,共一千字,琅琅上口,易于记忆。再加之各体书法并用书写,不仅便于识字,更可兼习书法。故隋唐以来,学书者多从《千字文》开始,而众多著名书家如智永、怀素、宋徽宗、赵孟頫、文徵明、邓石如等等,都有《千字文》法书传世。尤其智永,作为王羲之的第七代孙,为传承羲之笔法,曾写八百本分赠寺庙,至今仍存多本真迹。及至民国,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首选的书写文本即是《千字文》。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千字文》的意义已经不止于自身的文本内涵,而是集成了正字、格物、习书、传艺等通识性和综合性文化价值于一体的教育轨范,因此,标准草书附于《千字文》,于古于今,皆可见其用心。

草书从公务急需到民间日用,从官方接受到社会推广,并不是一个畅行无碍的进程。草书在汉代的生存状态,不仅在于使用的普及,还有士夫学人对之超乎其它书体的文化阐释、艺术解构和社会批判,作为书法理论史上首选批评对象的草书,所受这些关注,不乏异见歧出,然竟成为中国书法理论的滥觞,如通过东汉崔瑗与赵壹等人的批评,我们在陶醉于汉代士人对草书艺术的赞叹之时,还可反观草书在当时社会的尴尬生存。

崔瑗《草势》中,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认为“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24]其后对草书又作了美学分析,强调“法象”,详比草书之“势”虽多形上之悟,却可从清人刘熙载所言“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25]一语中,进行比较阐释。这种法、意之别,也是其后草书发展进程中产生某种“乱象”的伏笔。崔瑗总结认为草书“几微要妙,临时从宜”[26],考诸史实,则知草书虽为实用而生,却无规范之准。

其后赵壹作《非草书》,则针对时人的习草流弊认为:“盖秦之末,刑峻稠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因此才有“临事从宜”之谓。“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27]看来赵壹所言实际上并不一味“非”草书,而是对时人不加审辨的盲从之风的批判。

由崔、赵二人所论可以看出,崔瑗论草书强调“临事从宜”,赵壹则强调“简易之旨”,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不妨认为前者是用为快捷,后者则启导规范。由此揆诸于右任及其弟子胡公石、刘延涛诸先生所建构的“标准草书”体系,则此“标准”,正是对两千年来草书技法与形式进行总结性的梳理与厘定,它对近现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和艺术生态的变迁,其意义并不逊于《急就章》之于汉时民众的知识启蒙。

 

 

 

 

 

作者简介:

吴鹏,男,197310月生,历史学硕士,文学(书法)博士。现为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导师书法工作室精英班学员。

研究方向:书画创作与史论,艺术文献学

 



[] 吕思勉:《文字之变迁》,见氏著《文字学四种·字例略说》,第33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 赵超:《论汉唐间的异体字及〈干禄字书〉》,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第22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 案:史游所撰的《急就》,《汉书·艺文志》称《急就篇》,【梁】陶弘景《上武帝启》中亦同,直至《隋书·经籍志》中才改称为《急就章》,唐以来袭用之。

[]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四《小学类》,第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正如启功所言:“苍颉正字,当非简堕之体,而纵任奔逸,岂可以教童蒙。且篇中明言‘用日约少诚快意’,可见急就之意,犹今言速成。颜注学童急当就此奇好之觚,及晁氏所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诸说,尚失命篇之旨,况指为书写之迅疾乎?”从情理推断,确然如此。

[] 章炳麟:《论篇章》,转引自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第14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版。

[]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十五《夏侯湛传》,第149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 【唐】颜师古:《急就篇注叙》。见【汉】史游:《急就篇·叙》,第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 【宋】王应麟:《书急就篇后》。同上书。

[] 【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0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1] 【清】郑知同:《〈急就章考异〉跋》,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第118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2] 【唐】张怀瓘《书断·上》,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6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13] 关于“隶草”、“章草”和“今草”之关系,可参侯开嘉:《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见氏著:《中国书法史新论》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4] 启功:《〈急就篇〉传本考》》,见氏著:《启功书法丛论》第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5]  “十三经注疏编委会”整理:《周礼注疏·保氏》,第4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七二,收于【清】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第13册,第97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

[17]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叙》,见【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8] 【南朝】范晔:《后汉书·百官志三》,第3599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9] 于右任:《标准草书>》自序》,见于右任编著:《标准草书》,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案:引文中的书名号为引者所加。

[20] 同上。

[21] 于右任:《标准草书与建国》,见刘延涛编辑:《于右任先生书学论文集》,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2] 同上书,第35页。

[23] 【唐】姚思亷撰:《梁书》卷四九《周兴嗣传》,第698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24] 【东崔瑗:《草势》,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6页。

[25] 刘熙载:《艺概·书概》,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89页。

[26] 【东崔瑗:《草势》,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7页。

[27] 东汉赵壹:《非草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页。

 
中国标准草书网 © 版权所有 草书网/标准草书网/于右任标准草书网/胡公石标准草书网/戴久林书法网 手机:18961989876 宁ICP备11000312号